江西的萍乡县和湖南的浏阳县、醴陵县位于两省交界处，两省交界之处又恰为清政府统治薄弱之地，秘密会党十分活跃。当地以马福益为首的会党势力最大，另外还有两支势力较大的会党，即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和以冯乃古为首的哥老会。

1906年春，同盟会员刘道一和留日学生蔡绍南回到湖南，在长沙水陆洲召集革命党人开会，转达黄兴关于策动军队和会党起义的意见：“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经蔡绍南等人联络，各路会党在萍乡蕉园举行开山堂大典，统称六龙山号洪江会。虽然在组织活动上还保留了会党的传统形式，但在政治上却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

1906年7月，龚春台、蔡绍南等召集各路会党首领在萍乡县属大岭下弹子坑慧历寺商议武装起义问题。不久，会党的一些首领接连被官方逮捕杀害，会党群众强烈要求提前举义。12月4日起义全面爆发。

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于12月7日发布檄文，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特数鞑虏十大罪恶，昭告天下，以申挞伐”。这篇檄文阐述了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标志着会党的反清起义开始纳入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轨道。但起义军宗旨不一，各自为战的状况无疑反映了会党的分散性和落后性，这对起义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不到十天，起义军人数已达三万余人，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清廷急忙调集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四省军队前往镇压，起义军面临险恶的形势。孙中山后来也说：“独惜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于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孙中山一直主张两广地区首先发难，自然对萍浏醴起义的突然爆发感到有点意外。

孙中山和黄兴在获悉起义消息后，都立即采取了相关措施，发动各地同盟会，声援萍浏醴起义，乘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起义爆发一周后，日本东京报纸首次报道了起义消息。孙中山与黄兴等人计议，当即派遣同盟会骨干分赴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各省，“联络军队，急图响应”。

当孙中山发动党人响应之际，萍浏醴起义军经半个月顽强奋战，终因仓促发难、枪械不济、力量悬殊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