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月，孙中山在翠亨家中撰写了《上李鸿章书》，这是解读孙中山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代表了当时孙中山全面改革中国的初步设想。《上李鸿章书》完成后，孙中山与陆皓东携书北上，在上海会见了维新人士郑观应和王韬，请他们介绍与李鸿章的幕僚相接触，6月，他们抵达天津并通过李鸿章的幕僚递上了书函。然而，李鸿章对于这些粤东的投书者并未理会。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孙中山接着对此“四事”展开了阐述：
第一，所谓“人能尽其才”有三个方面，即“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如此“则人能尽其才矣”。
第二，“所谓地能尽其利”是指“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建议中国要购买西方国家的农业机械，并进行仿制。总之，“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第三，“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孙中山认为“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文章大声疾呼，中国需大力讲求格致之学，推广机器使用，以谋国家富强。“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
第四，“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于“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文章批评了清政府层层设关，阻难商户的弊政。指孙中山确信“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毫无疑义，《上李鸿章书》是一个各方面学习西方推进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建设方案，堪称是全面经济建设的整体蓝图。显示了孙中山在游学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工业化经验，提出学习西方并以发达国家为榜样推动中国趋于富强的设想。

孙中山试图以政治改良的方式富国强兵，可结果却碰了钉子。